陈云的调查研究Bet365- Bet365官方网站- APP下载方法给予我们的启示
2025-10-31 21: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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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说：“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可见，他的“不唯上”的意思，是指对上级乃至中央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必须保持一致，但绝不能脱离实际、照搬照套，而要从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才能把上级乃至中央的指示精神执行好。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中“左”的错误，致使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群众普遍营养不良，不少人患上浮肿病。当时，中央决定由陈云重新主持财经工作，他通过调研，感到安徽的“包产到户”和田家英提出的“分田到户”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作“包产到户”也好，叫作“分田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陈云就此事先同中央分别交换了意见，然后提出准备向当面汇报自己的看法。有的劝他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意见。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后来，他还是见了，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
陈云做工作总是一竿子插到底，绝不浮在表面，不搞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他了解问题非常注意细节，尤其关注数字。在1961年青浦调查的报告中，为了说明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陈云引用了大量数据，用数字说话。他说，种双季稻全年共收800斤上下，种单季稻一般收580斤上下。表面看，种双季稻比种单季稻增产，但全面算账，并不合算。首先，双季稻的晚稻需占用单季稻田寄秧苗，导致单季稻减产约150斤。其次，每亩双季稻需用稻种合计55斤，而单季稻只需用15斤，少用40斤。再次，种双季稻后不能再种夏熟作物，而种单季稻还可种蚕豆或小麦，每亩可收80至100斤，扣除种子可收60至80斤。以上三项合计，种双季稻虽然比种单季稻多收220斤上下，但亏损250至270斤。另外，双季稻用肥多，用工多。如果把这些肥料和劳力用到种单季稻，可增产60斤。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得不偿失。看过调研报告后说：“做调查研究，就应该向陈云学习，用数据说话，让人心服口服。”
在陈云提炼的“十五字诀”中，后六个字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指的是交换不同意见。他说，人们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全面的实际，如果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多倾听不同意见，有利于掌握全面的实际，从而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据此，陈云提出在调查研究中主要要听取和了解不同意见，并进一步指出：“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他言辞恳切地对干部们说：“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还应该看到，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农村调查中，陈云一再谈到要听真话的问题。他指出，下面不说真话，不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领导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十分危险的。“一个领导机关听不到反面意见，很危险。提倡讲老实话，但是要有讲老实话的条件。”陈云每下农村蹲点调研，之所以喜欢到他的家乡或从事过农动的地方，就是为了能听到真话。因为那里的老乡了解他、信任他，肯把心里话对他讲。比如，三年困难时期，青浦的农民对干部不参加劳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不满，说干部“嘴唇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对于这些意见，陈云不仅耐心听，而且主动承担责任。他在干部座谈会上讲，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陈云搞调研，无论是亲自下基层蹲点还是到多地考察，或者派人下去、请人上来，都是为了核实文件中反映的情况，以及了解文件中没有反映的情况。因此，他随行的人很少，也从不通知报社，不带记者。为了不打扰当地干部，他也很少让他们陪同。全国解放前夕，陈云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主任。上任伊始，面临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稳定新解放区尤其是上海的物价，以保证继续南下作战和安定城市人民生活。为此，他带领中财委少数干部，乘一节火车前往上海调研。当时，鉴于上海水陆交通不便，又常常遭受敌机轰炸，煤、粮、棉等原料运不进，工厂的产品运不出，一度酝酿将工厂和学校迁往外地。陈云经过调研发现，工厂搬出去，原料问题解决了，却会出现厂房、电力、机械维修等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所以，决定让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留下来，想办法克服困难。事后证明，这个决策对于上海在国民经济恢复乃至后来各个时期发挥经济中心作用，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这样一次重要的调研活动，竟没能留下一张照片。
陈云深知调查研究是为了弄清情况、拿出办法。因此，他认为调研本身可以有不同方法。他曾说过，“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休、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
正因为陈云明确搞调研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关系人民利益的问题，因此，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他总要把民生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位置，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利益。1956年，陈云兼任商业部长，提出做好商业工作一定要加强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他说：“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1957年，他在13个省、市蔬菜会议上指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愈关心”，“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只注意工业建设，不注意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工人就可能闹事，回过头来还得解决”。1961年，他通过在家乡青浦调查，提出我国的集体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再增加一点自留地比重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说：“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紧张，人民营养不良。陈云通过咨询专家了解到，人浮肿主要原因是缺少蛋白质，而大豆的蛋白质含量高，在缺少肉蛋的情况下，可以用大豆补充。于是，他提出每年拿出30亿斤大豆，给6000万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发3斤。他还建议动用一些钢材制造机帆船出海捕鱼，再压缩一部分生猪出口，以便使大中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增加半斤鱼半斤肉。他说：“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他还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